——2020年全国基层戏曲院团网络会演专家剧评选登（三）

　　沪剧《心归何处》：
　　戏曲“模范典型剧”
　　魏  睿

沪剧《心归何处》剧照

　　作为上海民营院团之一，文慧沪剧团一直处于积极发展的态势中，几乎每年送戏入基层演出200余场，每年创排一部新戏，在长三角地区十分活跃，吸引的观众群体不亚于国有院团。除了演出《叛逆的女性》《谁是母亲》《槐花泪》等沪剧保留经典剧目，文慧沪剧团的新创剧目集中取材于当今时代好人好事，出现一批“模范典型剧”，如《白衣柔情》《绿岛情歌》等，前者以真实人物为原型，后者则是响应“生态文明”的政策。2019年年初，文慧沪剧团又推出一部沪剧《心归何处》，歌颂母爱，张扬上海的海纳百川精神，演出后获得一定反响，在戏剧专家和戏迷群体中引发积极评价。
　　《心归何处》的编剧喻荣军，当代知名剧作家，擅长写话剧和音乐剧，但是为了写出沪剧《心归何处》，专门学习了戏曲的创作方法，从最终演绎效果来看，该剧是一部技法成熟的沪剧剧本，七字句和十字句为主的唱词写作到位，浅显易懂，并且大胆地融入意识流的另类创新技法，显然是话剧与戏曲结合，但是运用得恰当，反而是点睛之笔。从价值取向、情节走向、矛盾设定来看，这是一部中规中矩的作品，宣扬高尚的道德标准，推崇典型模范人物，其目的在于吸引沪剧戏迷群体，符合当下宣传政策。《心归何处》的编剧技法很能体现“模范典型剧”的创作方式。
　　其一，主要笔墨塑造好人。主人公冯素珍是老实善良的底层劳动妇女、安徽来沪的打工者、上海浦东一个街道的清洁工，她代表着上海最不起眼的劳动者，几十年如一日，努力保证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清洁体面，她性格朴素隐忍，倔强坚毅，不愿依靠别人的救济，只用自己羸弱的身躯支撑起整个家庭的重担。剧本中有很多危难关头的抒情段落，冯素珍面对苦难却哀而不怒，怨而不伤，表达出深沉的爱，塑造了一个模范化人物形象，其他角色也各有善良之处，都立在较高的道德标准之上。
　　其二，着重写苦情戏。塑造了好人，就要让她历经重重苦难，《心归何处》中的冯素珍集各种苦难于一身，丈夫张申强因救落水儿童而死，儿子张铁钢瘫痪，更可怕的是他有自杀倾向，冯素珍的病症疑似肝癌，苦难如潮水汹涌而来，面对甄豪仁的求爱她只能拒绝，不愿连累他。每一个苦难的关口，便是一次苦情戏的释放空间。剧中张申强的幻影不断出现，既是冯素珍的精神支柱外化，又是催泪点之一，编剧刻意营造了生死殊途的悲凉情境，让观众沉浸在主人公大段的抒情唱段中，感受苦情，释放苦情，从而通往善有善报的道德制高点。
　　其三，光明的结局。好人历经了千辛万苦之后，必然要给她一个光明的归宿，《心归何处》剧本经过数稿修改，把张铁刚服药自杀的结局改为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这样符合沪剧戏迷以及大部分传统戏曲观众的接受心理。重重磨难之后，冯素珍和甄豪仁、张铁刚和陈薇薇两对有情人必然终成眷属，冯素珍的病情必然是虚惊一场，每个人都走向了美好的明天，赞美爱的伟大，并且由赞美人推及赞美群体，赞美城市，赞美政策，寓意上海给外乡者广阔的发展前途。
　　沪剧《心归何处》符合“模范典型剧”的创作范式，以善良带动苦情，以苦情升华到光明，追求催人泪下的效果，从而树立一个道德榜样，可以取得一定的市场效益和社会反响，也为其他“模范典型剧”题材创作提供了一个可参照的文本。
　　（作者系上海歌舞团编剧）

　　黄梅戏《胡久根卸任》：
　　看老支书如何破解工作和生活的难题
　　乔国良

黄梅戏《胡久根卸任》剧照

　　现代戏难写，颂扬先进模范人物的现代戏尤其难写。如果模范人物的事迹本来构不成富有戏剧性的情节而硬要写戏，如果将一大堆好事生硬地堆到先进模范人物头上将其神化将其当成一种符号，如果不去挖掘先进模范人物内心世界中与当代人的心灵相通与共鸣之处,如果没有精彩的艺术呈现,观众肯定不爱看。我们不少辛辛苦苦弄出来的现代戏很快被人遗忘,这种不无痛苦的结果，是需要我们深切记取的。
　　黄梅戏《胡久根卸任》写的也是一位模范式的好人，他将他领导的石塘村带入了全县先进村的行列，可见在他身上先进事迹是少不了的。这出戏好就好在把这位曾经创造了事业辉煌的老支书放置在即将卸任的人生特殊节点上，借此展示他的多个性格侧面，反映他面临的难题和尴尬，从中挖掘他心灵深处的“奥秘”。
　　他不因即将离职而懈怠、推诿，下定决心要在卸任前解决两个曾经许诺但又相当棘手的难题——在那个不离手的小本本上写着呢：牛兰花非婚生女儿的上户口和上中学，巧妹妈黄昏恋受子女严重阻扰。直至卸任那个夜晚，洪水突袭时，顾不得妻子重病住院而奋不顾身上堤抗洪，这表现出他忠于职守、将集体利益置于最高地位、热心为村民办事的可贵品格。
　　同时胡久根又面临家庭的难题与尴尬：独生儿子礼平偏偏爱上了在他眼里有污点的牛兰花，为阻挠儿子的恋爱，他又表现出了独断专行的封建家长作风，而对牛兰花的态度中又表现出他主观武断的片面性。
　　这位村支书既有可爱的阳光的主导一面，也有与当代人推崇的主流价值观相悖的地方。我们有兴趣关注他如何破解一个个工作和人生的难题，在他喜、怒、哀、乐、愁、烦的表达中，逐渐走进了我们的心中。
　　戏曲的结构中免不了有过场戏、重场戏，而写好重场戏至关重要。《胡久根卸任》有几场重场戏给人印象深刻，譬如“胡久根跑城”那一场。为了解决牛兰花女儿的户口和上学问题，他进城到学校、计生委、派出所一处处求告，遭到的是冷遇、推诿。他委屈气恼但又无奈，在习以为常的体制弊端面前，他一个小小的村官是那样微不足道，但这些没有浇灭他为村民，哪怕他眼里的问题村民办事的热忱，他依然顽强地奔波着。看到这里，观众禁不住为胡久根这个“小人物”心灵的纯净、无私和为他人办事的执着喝彩！
　　紧接着一场戏是，孩子上户口须交8万元，他深知牛兰花无力承担，就决定自家垫付。于是他编造谎言想从贤惠的老爱人那里骗出钱来，但谎言很快被拆穿，几十年全心全意支持他工作的老爱人因不受信任而感到伤心和气愤，发出了连串责问，这时的胡久根百般解说，十分内疚和心疼爱人，显得那样可笑、无助，而在可笑中窥见了人物心灵世界的美丽，感到这位老人的可敬、可亲。这样的戏，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给观众留下颇深的印象。
　　这出戏有较好的舞台呈现。全剧音乐有着黄梅戏的淳厚风味，较好地刻画了人物性格，颇有几段音乐悦耳动听。值得一提的是“胡久根跑城”那场戏，全部靠胡久根的动作、说白和唱词来交代他所面对的人物和场景，这场独角戏较好发挥了戏曲写意性、虚拟性以及且歌且舞的表演特征，不失精彩。
　　当然，这出戏也有着进一步加工提高的空间。笔者的浅见是，人物的情感与思想脉络需进一步厘清，使该剧更具生活的逻辑性、合理性。譬如,胡久根之子礼平偏偏爱上全村人眼中的污点女子牛兰花，两人的爱情基础虽有点笔墨，但还需进一步交代。又如胡久根和礼平之间的父子冲突，也要进一步对准焦点，父子冲突的核心原因是什么，这一冲突有着何种社会意义等等，需要在剧情推进和人物行动中让观众认知和思索。“跑城”那场戏中的跑的戏曲舞蹈，可以再加工提炼，呈现更多美感。
　　《胡久根卸任》由望江县长江黄梅戏剧团原创，独力投入50多万元，历经种种艰难曲折，终于得以演出。团长王良结说，拿出血汗钱、不怕千辛万苦搞现代戏，一是报答一直支持他们的父老乡亲，民营剧团和农民心连心；二是为提高自己。笔者获知，编剧谢樵森，导演刘涉运、陈佑国，作曲陈儒天，艺术顾问江丽娜等，都为一个民营剧团的魄力、胆识和自我提高的迫切要求所感动，倾力相助，友情支持，才得以使这出颇接地气、颇为感人的现代戏搬上了舞台。
　　（作者系安徽省艺术研究院国家一级导演）

　　原创现代川剧《乌蒙山脊梁》：
　　出人出戏守正
　　樊明君

原创现代川剧《乌蒙山脊梁》剧照

　　从2018年创作至今，合江县川剧团以严谨务实的艺术追求，对原创现代川剧《乌蒙山脊梁》不断修改、打磨、提升和完善，在更加艺术性地表达“脱贫攻坚奔小康”题旨内容上实现了不断的飞跃。
　　我们鉴赏或者评论一个作品，无论褒赞还是鞭策，始终会围绕作品想要表达什么，怎样去表达，表达得怎样，收到了怎样的效果等几个方面去品评和衡量。首先，该剧主创想要表达什么？《乌蒙山脊梁》透过乌蒙山区青瓦村张东海一家三代前赴后继、不畏困苦、不怕牺牲，用汗水乃至生命守护家园、守护人民群众的故事，传递乌蒙山区干部群众在脱贫致富路上挺直脊梁奔小康的精神。
　　其次，怎样表达，表达得怎样。这是该剧重新打磨、提升中变化最多、收效最大的环节。《乌蒙山脊梁》的表达是接地气的、是喜闻乐见的、是风趣幽默的、是具有浓郁川南风情的。
　　最体现川剧艺术本原特性的是剧中处处可见、时时可闻的唱，悦耳动听的川剧高腔从主演王耀超、张晓红和余欢、张先贵、梁应平、罗玉兰、施雅文等配演的深情演唱中带给观众温婉清丽、原汁原味的川剧高腔欣赏。带给观众惊喜的是在《乌蒙山脊梁》这出新编现实题材川剧中，有川剧传统声腔的传承和运用，剧中主演均有多段以清唱的方式展示的传统高腔曲牌唱段，入韵入味的川剧传统曲牌唱腔被成功运用到了人物内心刻画和内心情感的渲染上，动听又动情。在川西坝、资阳河、下川东和川北河这四条川剧河道流派中，以自贡为中心，包括叙（宜宾）泸（泸州）与资阳在内的“资阳河”素以擅长高腔戏著称。合江县川剧团是目前资阳河仅存的唯一县级川剧团，而他们在其新编现代川剧《乌蒙山脊梁》中守正创新，传承发展资阳河川剧高腔，在传承传统声腔的同时运用传统表达现实、讴歌美好生活的探索与进取难能可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川剧名导和音乐名家在该剧唱腔音乐的设计中有意无意地融入了川西坝擅长胡琴、下川东擅长弹戏、昆腔的声腔风格，使《乌蒙山脊梁》一剧中的川剧音乐和高腔演唱显得更加丰富多样，同时还融入了浓浓的川南民歌音乐元素。在一出新编现实题材剧目中，有川剧传统声腔的原汁原味传承，甚至还在无意间进行了川剧几条河道间不同声腔风格的有机融合，这也是川剧《乌蒙山脊梁》在呈现和表达中让观众觉得其艺术水准早已超越县级川剧团水平的又一个原因。
出人出戏守正，一人一戏一团——一人，编剧张波，一戏《乌蒙山脊梁》，一团，合江县川剧团，这是值得我们认真研讨和总结的一个基层院团现象。
　　其实，《乌蒙山脊梁》在“出人守正”方面，不仅仅是出了编剧张波这样一位青年才俊，同时还出了一个年轻有为的优秀青年川剧演员——剧中领衔主演扶贫干部张东海的王耀超。在《乌蒙山脊梁》不断修改和演出中，王耀超在台上的表演更加从容，也多了几份自信，由此，也就更加深入人物内心，更加贴近剧中人物张东海。王耀超在剧中与角色几近“人我合一”的表演，让不少观众甚至直接将其与剧中人物张东海等同起来。当然，作为剧中的领衔主演，由于其在剧中的戏份最多、担子最重，全剧的节奏和情绪很多时候都需要其在演出进程中有机把握和引领，如果王耀超能在全剧的演出中再对自身的精力有一个预先的合理分配，有效避免全场平均用力，那么，到最后关键场次时的冲击力和感染力相信会有更大的提升，但是微瑕不掩美瑜，相信通过今后不断的演出实践，王耀超定会成长为又一代优秀的川剧小生演员。
　　张晓红，既是团长、又是主演，在剧中扮演的李桂英，形象亲和，表演细腻生动，唱腔婉转甜润。念白落落大方，台词自然生动。李桂英，一个既生活又艺术的舞台人物形象，张晓红，一个既会唱又唱得好的川剧旦角名演。
　　一个剧目、一个团队、一群人才，合江川剧团这个目前为止为数不多保留下来的县级川剧团，通过这出新编川剧《乌蒙山脊梁》，挺直了川剧脊梁。合江县川剧团正通过一个剧目盘活一个院团，带出一批人才，在传承发展川剧艺术的道路上，出人出戏守正的坚守值得点赞。
　　（作者系四川省川剧院创编室主任）

　　秦腔新编历史剧《李白长安行》：
　　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的佳作
　　覃  彬

秦腔新编历史剧《李白长安行》剧照

　　李白虽不是陕西人，但他人生的重要时刻是在长安，他也显名在长安，在长安这个当时的世界级的政治舞台上和文化中心，他充分展示了一位浪漫主义诗人的才情与豪迈。西安秦腔剧院易俗社创作新编秦腔历史剧《李白长安行》，就讲述了李白在长安时发生的故事。
　　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而长安是中华文明的一座高峰，“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这两者的相遇，正如热油滚进了辣面，浓烈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我们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在这方文化的参天森林里，我们左顾右盼，失去了文化的敏锐，而剧作家不然，在仰望星空时也时时回望历史，历史的担当和文化的自觉催生了这部剧、这台戏，也让我们戏曲舞台上又“忽如一夜春风来”。
　　陕西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千年的岁月长河中，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甚至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紧要几步，一幕幕，一出出，都在这里上演。站在当下，从今人的视角如何重新认识这些事件和人物，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时的讲话，为这个问题的破题指明了历史性的方向，那就是：“对历史文化，要注重发掘和利用，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找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深入挖掘历史文化中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治国智慧。”
　　该剧叙述了李白天宝年间待诏长安期间发生的一些故事，因为是艺术作品，所以有大胆的基于艺术创作的历史虚构；因为是历史剧，所以又有小心的基于历史事实的艺术创作。这台戏围绕边关书禁展开，这是主线，同时又有爱情的副线，两条线交织推进，从而刻画出李白浪漫中有睿智，愿舍生、重取义的艺术形象，但我更看重这部作品内在的历史价值和深层的现实意义。书，禁与不禁，不仅仅是回望历史，也是直面现实，笔者觉得，这是一部历史与现实结合的难得的佳作。
　　一是这部作品洋溢着文化的自信。历史上的大唐是一个高度开放的朝代，开放的胸襟铸就了盛唐的气象，包容是长安的底色。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边关书禁的放开，不仅仅是一项文化制度的存废，也不仅仅是救人或成全一段真挚的爱情，而是文化自信与保守的较量，文化的自信自然让保守的文化制度走到了尽头，薛仁和花燕是这种保守制度覆灭的导火索，而李白就是这种覆灭的燃烧剂，李白身上的自信也不是一个人的自信，而是一个朝代的自信，一个民族的自信。
　　二是这部作品充满了历史的重读。历史学家眼中的李白和艺术家眼中的李白是不一样的，艺术家总是从自己的认知中来刻画李白的艺术形象，这样的艺术形象源于历史又高于历史。李白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政治上的陌路人，理想与现实的背离贯穿他的一生。这是历史，但艺术家想象的翅膀总是不愿被冰冷的历史束缚，李白先后两次入长安， 李白始终生活在权力的中心，他难道在历史前进的车轮上真没有搭一把手吗？难道大唐走向极盛的辉煌中他真的是醉眼旁观吗？在这种历史的反问中，剧作家移植了一个历史事件，将历史上真实发生的金城公主求书一事放在李白身上，这是一种历史的假设，也是艺术的虚构，但这种假设和虚构让李白的形象更丰富，也让历史更有温度。
　　三是这部作品为当下提供了深刻的镜鉴。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现状。戏曲里，边关书籍的走私演变为朝堂上放与禁的针锋，是对一个文化制度的不同态度，也是对文化功能作用的差异对待。只有文化能拉近心与心的距离。时至今日，在建设“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下，文化的交流交往显得更加突出。1000多年前的唐朝用文化延续了绵亘千里、泽被至今的古丝绸之路，今天我们更应该用文化重铸中华文明发展的新辉煌。基于此，可以说这台戏也是古丝路精神的生动诠释和现代表达。
　　作为一部刚搬上舞台进行首演的原创作品，能够达到这样的艺术高度，带给人深刻的思考，成为近年来陕西省不可多得的一部叫好叫座的历史剧，实属难能可贵。相信，在剧作家和院团的倾心打磨下，经过后期在演出中的不断提升，这台戏一定能成为内容与形式完美融合的“三精”作品。
　　（作者系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
　　本版稿件由刘淼统筹整理
　　源自：中国文化报